華為創始人任正非12月2日在深圳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采訪，華為“心聲論壇”12月9日發布采訪紀要。任正非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5月份以后，我們認為美國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華為公司，孟晚舟事件只是起頭。只有加緊把自己內部的結構性調整做好，使產品開發體系適應制裁環境，堅決讓公司生存下來，才能有解決問題的方案。因此，5月份以后(華為)就有一些變化，要努力做好業務連續性。

采訪紀要全文：

1、Nathan VanderKlippe，《環球郵報》駐亞洲記者：非常感謝任先生能夠再次接受我這名加拿大記者的采訪。現在距離孟晚舟女士被捕已經整整一年了。因此，我想問問您一年前發生了什么。關于孟女士被捕，在加拿大發生的事情我們已經比較了解了，但在中國發生了什么，您個人身上發生了什么，我們了解得還不多。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在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前兩年，她就沒有去過美國了。請問華為是不是從2017年開始就已經知道美國正在進行調查而且孟女士正面臨風險了?

任正非：孟晚舟事件應該是美國政治上的行動策劃。華為在美國市場長期受排斥，在美國已經沒有什么銷售，業務收縮了，高級干部去了也無事可做，為什么要去美國呢?所以都不去美國了。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不去美國并不是為了避免在當地被捕或者逃避法律問題?

任正非：不是逃避。而是因為我們高管沒有工作需要去美國。我們早幾年就已經把美國市場當成一個小國市場來處理，授權代表處自己決策，因為銷售額太小了。

2、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在溫哥華被捕后，您是如何得知這一消息的?您當時在哪里?是誰通過什么途徑告訴您這個消息的?

任正非：孟晚舟被逮捕的時候，我在中國，沒有出發去阿根廷。公司法務部門向我報告孟晚舟被抓，當時不知道是美國政府發動的這么大的打擊事件，以為只是某方面的誤會引發的事件。

Nathan VanderKlippe：當時您本來也要去阿根廷。您一開始是不是也計劃從加拿大轉機?

任正非：沒有，一開始就準備從迪拜轉機。

Nathan VanderKlippe：孟晚舟被捕后并沒有直接給您打電話，而是通知了華為的法務部。您知道這是為什么嗎?她為什么給法務部打電話，而不是直接給您打電話?

任正非：她當然應該首先通知法務部來處理，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Nathan VanderKlippe：您是否還記得，在您得知孟晚舟被捕后，您給法務部下了什么指示?您給他們下達了什么目標?

任正非：沒指示，因為我不具體管法務部。我當時只是給高管講，請律師，以加拿大法律的方式向加拿大進行交涉。我們堅持走法律路線解決問題。

3、Nathan VanderKlippe：您剛才說，一開始，您以為這件事是因為誤解，法律上的誤解產生的。那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這件事可能會更重大，不僅對孟女士來說更重大，而且還牽扯到整個公司的?

任正非：美國發了“5.16”實體清單制裁禁令，我們就意識到孟晚舟是被作為一個政治抓手，美國想抓住孟晚舟作為籌碼來打擊華為。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從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您一直認為這件事是意外、是誤會造成的?

任正非：我認為是這樣的。

Nathan VanderKlippe：那您當時覺得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呢?

任正非：聘請律師。

Nathan VanderKlippe：5月之后您又覺得應該以什么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呢?您的想法有沒有發生改變，比如說您覺得這件事會持續多長時間，具體應該怎么解決?

任正非：5月份以后，我們認為美國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華為公司，孟晚舟事件只是起頭。只有加緊把自己內部的結構性調整做好，使產品開發體系適應制裁環境，堅決讓公司生存下來，才能有解決問題的方案。因此，5月份以后就有一些變化，要努力做好業務連續性。

4、Nathan VanderKlippe：在加拿大被捕之前，孟女士還去過其他六個國家，這些國家也與美國簽訂了引渡協議。此外，她還打算從加拿大前往墨西哥和阿根廷。這兩個國家也與美國簽訂了引渡協議。在您看來，為什么華盛頓選擇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呢?

任正非：這個問題應該要問華盛頓才行。如果我們早知道華盛頓有這樣的決定，就不會去加拿大了，也不會連累加拿大夾在中間受苦受難。

Nathan VanderKlippe：在加拿大有一種說法，美國認為加拿大是個軟弱的國家，美國提出的要求加拿大都會答應。您覺得這是否也是美國選擇加拿大做這件事的原因之一呢?

任正非：我不這么認為，因為我認為加拿大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加拿大人和美國人本來就是一個民族，在處理印第安人的問題上，加拿大和美國觀點不一致，才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在我心目中，加拿大人還要更偉大一些，加拿大人還更加高尚一些。禮貌和遵守規則并不代表軟弱。

Nathan VanderKlippe：您覺得加拿大遵守了這些規則嗎?加拿大也因此承受了一些后果，包括在出口方面以及某些加拿大公民遭受的待遇。您覺得這些后果對加拿大來說是否公平?

任正非：我不是講加拿大在這件事情上是不是遵守規則，而是講幾百年來加拿大處理印第安人的方式和美國不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加拿大是高尚的。

Nathan VanderKlippe：在孟女士一案中，你覺得加拿大只是遵守了規則還是也在進行政治干預?

任正非：我認為，孟晚舟事件明顯是美國的政治干預，加拿大蒙受了損失，應該讓特朗普償還給你們。

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被捕后，華為公司的第一反應是什么?是不是立刻讓孟女士的家人離開加拿大?她的家人在她被捕后還留在加拿大嗎?

任正非：孟晚舟家人的安排，公司沒有介入。公司主要是在加拿大聘請律師，通過加拿大的法律，讓她的權利得到保障。

5、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如果想要報復加拿大，也是有方法可以報復的，比如說華為向加拿大電信運營商銷售設備，并且華為在加拿大也招聘了許多本地員工。但是您選擇不報復。為什么?你們是有能力對加拿大進行報復的。

任正非：因為我們認為加拿大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當美國走向越來越封閉的時候，加拿大應該走向越來越開放，開放會使加拿大獲得巨大機會。比如，現在一些大型國際會議，很多科學家獲得不了美國簽證，就可以在加拿大召開，美國科學家到加拿大也很近，不需要簽證也很方便。世界各國科學家都可以到加拿大去，加拿大作為一個新的科技中心崛起是可能的。我們選擇加拿大作為更好的發展基地，這個決心沒有動搖過。

第二，在人工智能發展上，世界三位“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因此我們也想圍著這些科學家加強在這方面的投入和發展。不因為孟晚舟個別事件影響我們在加拿大的戰略發展和投資，孟晚舟事件是會過去的，但是加拿大是永遠存在的，我們不能隨意放棄在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

我們也注意到加拿大最近的辯論，加拿大有人提出“還是要選擇華為的5G”，如果加拿大真選擇華為的5G，我們會全力支持加拿大做好5G建設。原來我們認為加拿大在美國的城墻根下，想過放棄在加拿大做5G的打算。如果加拿大采用5G以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案，冰凍地區的礦業生產采用無人生產方式;在無人駕駛技術上，華為處于世界先進地位的，先駕駛礦山設備，駕駛農業機械，例如可以實現無人農場，讓拖拉機24小時耕種。加拿大會增加很多農業生產、礦產，大幅提升加拿大人民的生活和物質財富水平。當然，還需要人去加油。

加拿大有這么好的人工智能基礎，如果加拿大把人工智能作為國家戰略，是有可能處在世界前列的。

所以，我們在加拿大的投資，不僅可以向加拿大“人工智能之父”學習很多理論知識，同時也可以用這個技術造福加拿大社會。我們不會輕易放棄一個國家，如果我們因為一件事就放棄一個國家、再放棄一個國家……，那我們在世界上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6、Nathan VanderKlippe：現在華為在美國面臨的情況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好轉。上一次跟您聊天的時候也提到了華為在加拿大的業務擴張計劃，例如在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買地。您上次講到的業務擴張計劃大概是什么規模?例如打算擴招多少人?另外，華為是否有打算把加拿大作為整個北美的總部?

任正非：我們在加拿大的員工人數已經擴展到1200人，有2/3是研發人員，未來還會繼續加大投資。因為我們在北美沒有美國市場，因此市場總部還是在墨西哥，但是研發中心會從美國移出來，會以加拿大為中心。

Nathan VanderKlippe：什么時候移到加拿大?

任正非：加拿大員工人數在增加，這是逐步的，今年我們在加拿大已經增加了300人。按照美國實體清單禁令，我們與美國人是不能發郵件、打電話……接觸技術的，這樣在美國發展受到阻礙，就會把發展轉移到加拿大來。

Nathan VanderKlippe：剛才講到把研發中心遷移到加拿大，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舉措嗎?是只涉及到幾十人還是非常大規模的遷移?

任正非：應該是很大規模，逐步進行。這牽涉到美國公民和持有美國綠卡人員在加拿大為華為辦公是否合乎實體清單制裁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決策的重要考慮點。如果美國公民和持有美國綠卡人員在加拿大辦公不受實體清單的限制，那我們在加拿大的研究機構規模應該是很大的。現在美國實體清單不僅是對我們部件供應打擊，還包括切斷我們與大學、學術組織的合作打擊，下一步要看它的實體清單范圍是否有放松美國公民和持有美國綠卡的人可以進華為工作，是否可以在我們加拿大研究中心工作，這也是我們發展很重要的基礎之一。

7、Nathan VanderKlippe：回顧過去一年，加拿大政府現在認為，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John Bolton是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的幕后推手。假如說這種說法是真的，說明逮捕孟女士的壓力并非來自司法系統。這件事會如何影響加拿大對孟晚舟引渡案的處理?

任正非：昨天我看到你們《環球郵報》的報道，是可以參考的，但還無法考證。加拿大夾在美國和華為中間受害，我心中是抱有歉意的。但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還是需要一個妥善的方式解決。

加拿大是一個偉大的法制國家，皇家騎警在執法過程中有些不合法的行為，也不影響加拿大的偉大。但在這些關鍵節點中，騎警已經宣過誓，要認真回憶，認真講清楚，不能選擇集體失憶、失語……。這有利于處理孟晚舟的案件。華為公司沒有因為孟晚舟事件而停止在加拿大的發展，希望通過孟晚舟事件的解決，推動中加兩國走向正常化，也希望兩個國家緊張的局勢得到緩解，恢復正常的合作關系，這是我們的期望。

美國正在走向封閉，加拿大要敞開懷抱，擁抱被美國排擠的人才。如果這些人才到加拿大，就可以再造一個硅谷。很多人才正在離開美國，為什么加拿大不去擁抱這些人呢?加拿大的自然環境、生活環境……各種環境不比美國差，加拿大應該制定一個國策，美國哪條路走錯了，加拿大就趕快走這條路，替代美國崛起。不能因為兩國關系好，你走錯了路，我就要跟著走錯，否則加拿大的振興、崛起怎么辦?

8、Nathan VanderKlippe：關于孟女士的案子，一種可行的方案是在美國達成和解協議。美國很多案件最終都是以和解協議的方式了結的。有法律專家指出，如果華為在美國達成和解協議，結果可能是，華為接受罰款，而美國可能會撤銷對孟晚舟的引渡程序。華為為什么沒有選擇在美國達成和解協議這條路?

任正非：專家提的這個方案，美國政府沒有與我們商量過。希望你給美國政府傳個話，讓他們來找我們吧。

Nathan VanderKlippe：您愿意和美國探索這樣一種方案嗎?華為對在美國達成和解協議感興趣嗎?

任正非：是的，但要基于事實、基于證據。

Nathan VanderKlippe：和解協議意味著要承認有罪，然后會進行一些安排，可能是罰款，也可能是其他的，但可能不用坐牢。所以，您準備好走這條路了嗎?

任正非：這要基于事實，什么問題都要有證據。基于事實的話，是可以談判的。

Nathan VanderKlippe：我知道華為在美國聘請了律師。為什么不讓他們探討一下這個方案?是不是可以讓律師去和美國檢方談談這個方案呢?

任正非：律師在法庭與檢方打官司，就是談判，談誰對誰錯。首先紐約東區法院要公布證據，我們根據證據在法庭上談。律師與檢方在法庭上的辯論，是一個聲音比較大的談判;大家先把事實搞清楚了，搞清楚后，可以是聲音小一點的談判，悄悄談，談一些交換條件。都是談判。

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現在正處于在法庭上談的階段。您覺得什么時候會轉向聲音小一點的談?什么時候你們會就達成某種和解協議展開具體的討論?

任正非：如果美國政府找不到證據，它沒有什么理由、聲音小一點的時候，我們的聲音也可以小一點。那時我們就不在法庭上談判，可以到咖啡廳談判，如果聲音太大，影響周邊客人，聲音就會自然小了。那時就會討論“你多喝一杯，還是我多喝一杯”的賠償問題。如果美國錯了，還要賠償我們的名譽損失。

Nathan VanderKlippe：公平地說，美國已經給出了大量證據，其中有些證據是關于孟女士的，或者說是關于孟女士和幾家銀行之間的往來的。按照美國檢方的說法，她對華為與Skycom之間的關系做了不實陳述。是您指示她這么做的嗎?

任正非：美國政府如果要出示證據，應該是通過法庭出示，但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紐約東區法院要盡快拿出證據來。

Nathan VanderKlippe：但美方已經公布了書面證詞，還公開了孟女士陳述時的PPT副本。這就是通過法律渠道披露的證據，而且證據表明，正如美方所說，她對華為與Skycom的關系做了不實陳述。她這么做是不是您指示的?

任正非：我沒有指示過，但我認為，紐約東區法院要盡快開示證據，盡快開庭。[page]

Nathan VanderKlippe：為什么Skycom之前明明一直是華為的子公司，而華為在描述與Skycom的關系時卻說Skycom已從華為剝離出去?

任正非：這個問題還是留在法庭判決。

9、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目前正在進行5G政策的討論。關于加拿大的5G審視，華為公司或者您個人和加拿大政府官員之間是否有過接觸?

任正非：沒有。因為擁有5G設備不只是華為一家，還有愛立信。加拿大政府是否采用5G是一件事，選擇用愛立信還是華為是第二件事，由加拿大政府決定。如果決定給我們做5G，我們就做好;決定不給我們做5G，我們在加拿大的投資也不會變化。我們還要繼續投資加拿大，不改變。

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政府運營著一個用來測試數字產品網絡安全的中心，與2010年開始在英國運營的網絡安全認證中心非常類似。加拿大這個中心之前也測試過華為的4G設備，這個中心有沒有開始測試華為的5G設備?

任正非：目前還沒有在加拿大設立網絡安全測試中心的打算，但加拿大和英國是盟國，可以到英國去測試。

10、Nathan VanderKlippe：9月，您提出可以向其他國家許可5G技術。上個月初，您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美國電信公司表示感興趣，請問這個事情有無最新進展?華為提出5G許可是認真的嗎?你們有沒有建立一個數據室讓其他公司看看具體的許可內容?華為有沒有對5G技術許可進行定價?

任正非：第一，目前還沒有美國公司向我們提出要獲得許可。第二，我們的許可是全方位的，沒有限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決策問題，美國公司需要花很長時間思考，這是可以理解的。

Nathan VanderKlippe：5G許可定價多少?大概成本是多少?

任正非：這是很難決策的事情，說明它的數字很大。如果數字小，美國公司早就決策了。

11、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之前有關和解協議的問題，您認為簽訂和解協議是不是讓加拿大釋放孟晚舟的方法之一?

任正非：不是，因為孟晚舟本身沒有犯罪，就應該被釋放。我們與美國的官司，首先要在法庭上搞清楚誰對誰錯，沒有搞清楚之前就隨便認罪塞一筆錢?作罰款，這是法律行賄。不能對美國政府行賄，要在法庭上說清楚到底有什么問題，拿出來公布在全世界的面前，才可以在咖啡廳喝咖啡，然后確定“你多喝兩杯、我多喝兩杯”的問題。但是證據沒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會隨便妥協的。

Nathan VanderKlippe：聽起來您似乎對和解協議并不是很感興趣?

任正非：首先要搞清楚誰對誰錯，我們才能去討論和解。

12、Nathan VanderKlippe：我想再問一個法律相關的問題。華為因為一項有關美國農村地區運營商的決定打算起訴FCC(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這個消息屬實嗎?華為目前有沒有打算在美國發起其他法律訴訟?既然華為在美國幾乎沒有什么業務，為什么還要發起訴訟?這似乎并不會給你們帶來太大的收益。

任正非：是的，我們將起訴美國FCC。因為這是美國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有權利給美國人民提供服務;美國運營商買不買我們的設備，是美國運營商的權利。我們在捍衛美國憲法賦予我們可以服務美國人民的權利。

Nathan VanderKlippe：未來華為會針對美國提起更多訴訟嗎?據我所知，這已經是第六樁了。

任正非：可能會多一些吧，要看我們的律師資源是否忙得過來。

13、Nathan VanderKlippe：您第一次談到5G許可的時候，這對華為來說是一個十分新穎的方案。別人也問過您很多次，華為是否考慮調整公司的架構來獲得其他國家的信任。我想知道，您是否考慮過其他人提到的方案，如對業務進行拆分，或將一部分的運營轉移到其他國家。您是否考慮過任何其他重大的公司架構調整呢?

任正非：第一，我們的治理結構本來已經公開透明，并不需要外部人進來，也不需要外部資本進來。為全世界人民服務過程中，就體現了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公司，并不是一、兩個外部人就能代表我們的透明度。第二，對于業務是否拆分的問題，可能不用考慮，我們不會做這個事，不會讓資本進來。第三，我們會不會在歐洲建一些大工廠?肯定的。

14、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說會考慮和解，您會考慮接受認罪協議嗎?

任正非：不可能。

Nathan VanderKlippe：但這是快速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美國90%以上的案件都是通過認罪協議解決的。

任正非：原則問題，還是要搞清楚事實和證據以后再來討論和解。

Nathan VanderKlippe：對很多在美國的人來說，認罪協議可以避免坐牢。這也許可以讓您的女兒避免牢獄之災。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具吸引力的選擇嗎?

任正非：她本身沒有罪，怎么會坐牢呢?加拿大司法是公正的。美國搞這種手段，就是在威逼我們公司妥協。

Nathan VanderKlippe：考慮到貴公司的業務發展和您女兒的情況，您還是認為認罪協議不值得考慮嗎?

任正非：不值得考慮。

15、Nathan VanderKlippe：您談到了在歐洲建廠的計劃。為什么華為會選擇在歐洲建廠呢?東南亞、墨西哥的勞動力成本更低。為什么會選擇歐洲?

任正非：我們不是考慮成本，而是考慮戰略性的需要。

Nathan VanderKlippe：有報道稱，Mate 30手機里已經不包含任何美國技術了。您能詳細講講嗎?我知道，今年華為員工工作非常努力，就是為了擺脫對美國技術的依賴。從現在開始，您認為需要多久才能讓華為消費類設備完全擺脫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任正非：應該是明年吧。

Nathan VanderKlippe：您一開始認為這將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是這樣嗎?

任正非：今年加明年，不就是兩年嗎?

Nathan VanderKlippe：進展比您預想的更快?

任正非：沒有，過明年年底不就相當于三年了?

16、Nathan VanderKlippe：想請您澄清一下在歐洲建廠這個問題。您打算在歐洲的工廠里生產什么產品呢?什么時候會開始生產呢?

任正非：生產5G，規模很大，方案還在論證。

17、Nathan VanderKlippe：過去一年，對華為和您個人來說都是非同尋常的一年。您個人在華為對外溝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您能談談過去一年華為在公共關系和政府溝通的重心發生了哪些變化嗎?您知道華為現在在這方面的花費大概是多少嗎?這項工作對你們來說是不是比以前更重要?

任正非：第一，公司處于危難時期，我個人義不容辭地需要挺身而出。第二，過去這么多年，公共關系做了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協調工作，爭取了這么多國家和運營商對我們的理解。現在對實在不理解我們的國家，我們就放棄做公共關系了;對理解我們的國家，我們就多投入一些力量。一邊省掉的錢用到另一邊，總預算沒有太多增加。

18、Nathan VanderKlippe：經歷了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很多人想知道華為將如何構建或重建在各國的信任。如果將信任問題稱為“信任赤字”，您覺得“信任赤字”是華為的問題，中國的問題，還是中國公司的問題?

任正非：在信任上，華為今年這一年不僅沒有赤字，而且收益非常大，因為美國政府這么強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幫我們宣傳。如果說過去有一些國家對華為將信將疑，美國一打擊，他們更信任了“原來你們這么厲害”。今年到我們公司訪問的客人數量增長了69%，來看到我們生產線生產的版本沒有美國器件了，他們就拿回去測試，發現非常好，他們建立了信心。同時，他們親眼來看，我們上、下班的班車很多，人潮涌動;我們有很多食堂，每個食堂吃飯時都充滿了人，員工還買肉吃;再看我們的生產線，24小時不停運轉，他們更加增強了信心。所以，信任沒有赤字，反而信任增長很厲害。

實體清單剛制裁時，我們預測財務數據會有下滑;但實際上現在快到年底了，我們今年的增長很厲害，沒有出現信任危機。

19、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今年的增長非常強勁。我想問的是：華為的業務增長是不是主要源于中國市場?是不是源于由國家所有的電信企業向華為提供的補貼?

任正非：網絡設備的主要增長在海外，優先保障海外供貨。終端設備，海外市場減弱了，中國市場增大了。

20、Nathan VanderKlippe：剛才華為員工指出在歐洲建廠這件事目前還在考量可行性階段。因此，我想問一下，華為把大量的生產轉移到歐洲等地，有哪些好處?能幫助華為解決什么問題?

任正非：我們的生產工廠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繞過了歐洲福利社會，繞過了工會。雖然成本會略略增加一些，但是增強了歐洲對我們的信任，增加對歐洲的稅收、就業指標，有利于我們在歐洲更加緊密地合作。

21、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正在大力發展“智能監控業務”。美國指控華為利用自己的設備開展間諜活動，為什么華為選擇大舉進入這樣的業務領域?貴公司業務領域的負責人段愛國說華為在這個領域成為第一。

任正非：人類社會將來會變成智慧社會，包括云社會，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信息網絡，美國也在爭奪這個進入云社會的機會。今天的通信網絡，明天就會變成一個云化的網絡，云社會的開放性是我們前所未有碰到過的。智慧城市是一個起步。

22、Nathan VanderKlippe：華為首席隱私官John Suffolk先生在英國被問到華為與新疆公安局等政府機構進行合作的問題，尤其是針對出售對象，華為是否也應承擔道德責任的問題?他回答說華為覺得負有法律責任。華為開發的很多技術可能被政府利用，嚴重影響人們的自由。您覺得華為在道德上是否有責任來評估你們的銷售對象?

任正非：我看到了《環球郵報》最近發表的關于新疆問題的文章，歡迎你們進行深入研究。你們覺得，美國解決中東問題的方式對人民好，還是中國解決新疆問題的方式對人民好?新疆這些年已經穩定下來，沒有大的社會案件和事件，經濟正在發展。如果財富增加和財富分配合理化，會逐漸化解很多矛盾。美國也應幫助中東穩定下來，幫助中東發展經濟，幫助中東人民擺脫貧困，這樣美國就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

Nathan VanderKlippe：您言下之意是說美國在這方面并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任正非：美國有啊，把它做好了就有了。美國幾十年前的先輩建立了一個正確的國際體系，維護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有貢獻的，全世界給美國的回報是承認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但是美國正在破壞自己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如果恢復過去的正常秩序，它不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嗎?

23、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經常講到對于美國的崇拜。您的員工告訴我您最喜歡的咖啡是美式咖啡，您看過《星級迷航》電影，您還去過美國。您之前還表示美國在珠穆朗瑪峰的峰頂，而中國在山腳下。您覺得在您有生之年會不會親眼見證美國失去在技術，或許還有經濟上的主導地位?

任正非：我相信美國是非常優秀的。金里奇是美國眾議院前議長，他說過華為是不錯的。除了5G，美國都是領先的。

我認為，即使對5G這個產業，美國也是有很大貢獻的。在4G初步發育階段，美國提出WiMAX，WiMAX是電腦工程師提出來的，電腦工程師普遍年輕，敢想敢干，提出了非常多的新想法，但是他們年輕，對電信產業不夠專業。電信產業要在全世界覆蓋，全程全網，太復雜了，ITU建立的全球電信標準比這個屋子大很多倍。熟悉這個標準需要時間，電信行業的科學家年齡偏大、偏保守。WiMAX使用了很多核心技術，比如MIMO容量極大提升的技術，給LTE產業極大刺激，電信科學家迅速把WiMAX提出的新想法融合在LTE體系里，加上全球有幾十萬的電信專家、工程師，雄厚的技術積累，迅速就實現了。

所以，5G是更寬的帶寬、更多天線、跨代技術……很多都是從WiMAX里吸取的。華為和美國公司在這個問題上的競爭，并不是華為有獨自不得了的優點，我們也是兼容了世界各國的思想，實現了3GPP的理想。所以，我們的這些發明和技術也是跟世界共享的，在很多方面與愛立信、諾基亞都簽訂了專利交叉許可，也與蘋果、高通簽訂了一些專利許可，華為并沒有壟斷技術。美國仍然是偉大的國家，羅斯在印度講話“只要有兩、三年時間，美國就能領先華為”，我相信這句話。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能再等兩、三年。

24、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我剛才提到的關于華為肩負的道德責任的問題，也就是您認為華為應該承擔起哪些道德責任。感謝您閱讀《環球郵報》的報道。但我想問的不只是關于新疆，還有華為員工被指控幫助非洲國家政府，對反對黨的政客實施監控，開展黑客攻擊和干擾活動。您是否接受員工的這類行為，還是說您認為華為有一定義務確保自己不會去做這些事?

任正非：非洲這個事情是造謠，我們已給《華爾街日報》發了律師函。另外，立陶宛法院也判決了《立陶宛早報》對非盟事件的報道是造謠。我們賣“汽車”給各個國家，“汽車”裝什么貨是“司機”說了算。所以，國家應該怎么走是國家主權問題，國家怎么管理好這些設備是他們國家的主權。

Nathan VanderKlippe：但華為公司開發的一些技術，比如人工智能，有能力改變人類社會、改變全球經濟的運作方式。你們做的并不是功能簡單的、在路上跑的卡車。你們公司開發的人工智能、智能監控和智慧城市等技術實際上有能力改變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你們難道沒有責任深刻地思考這些技術應該如何開發和銷售嗎?

任正非：AI不是武器。我們尊重每個國家的數字主權。我們必須在每個國家遵守所在國法律，遵守國際法，在此基礎上，我們利用新技術造福人類。如果有些國家不接受，我們就不進入這個國家，我們不會在發展新技術的時候制造一個對新技術不利的環境。

Nathan VanderKlippe：我們剛才討論的不僅是人工智能。您的個人背景很有趣。公司剛成立的時候，中國存在很多計劃經濟的要素，您一直批判計劃經濟的運作模式以及計劃經濟并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顯然，您在離開計劃經濟、進入私有制經濟后，取得了成功。您覺得目前或者未來，人工智能是否擁有足夠強的能力，讓管制經濟的一些要素重新出現?您認為人工智能能產生這種影響嗎?

任正非：首先，整個社會大環境應該是市場競爭，只有競爭才會對用戶有利，才能逼企業進步。其次，企業內部的計劃性有利于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減少消耗、減少浪費，有利于競爭。所以你說的計劃，我認為僅僅是指企業內部。

25、Nathan VanderKlippe：再問一個和孟女士有關的問題。您覺得她這一年是怎么過的?您是覺得她經受了苦難，還是說她過得還可以?您有沒有告訴她，她預計還會在加拿大待多久?

任正非：我們作為父母，都會想念自己的兒女。她也會想念自己的孩子，生活也會有很大影響，她的媽媽和她的丈夫輪流到加拿大陪她生活，她的兒女一放假就飛過去陪媽媽。她平時也努力學習、畫畫，來調整自己的情緒，所有案件細節都是交給她的律師來處理。

我們相信加拿大法律的公正、公平和透明，“透明”是指所有細節都必須公布出來。我們等待法庭的判決。

26、Nathan VanderKlippe：今天早晨她寫了一封信發表在微信朋友圈。您可能也讀了她的這封信。在這封信中，她提到了自己這一年的心路歷程，并且表示已做好更充分的準備去迎接未來的不確定性。您之前說不會考慮讓孟晚舟做接班人，但是考慮到她過去一年在加拿大所經歷的一切，您會不會重新評估她的性格以及她在公司的未來發展?

任正非：這封信我沒看，早上我只看了標題。我認為這樣不合適，因為全國人民都忙著要干活，要創造財富，爭取改善自己的收入，不能消耗太多精力來跟她一起感受。正常的歷史長河中，磨難都會出英雄。孟晚舟經歷的磨難也會對她的意志產生很大提升，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財富。

擔負華為這樣一個技術公司的領導人，一定要有很強的戰略洞察能力。可能需要洞察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遠的時間，判斷社會或者公司發展的方向。所以，沒有洞察能力的人，很難能領導這個公司。華為這樣一個科技公司，領導人需要有深刻的技術背景。孟晚舟回來還是繼續做CFO，當然這個CFO意志更堅強了。

華為的發展不會一帆風順，可能還會有大挫折，甚至將來面臨著崩潰的風險。她經過這個磨難，有利于協助我們扛過未來的災難。世界上沒有永遠成功的公司，有一本書《下一個倒下的一定是華為》，說華為不可能永遠順利地成長。我認為災難是財富，華為公司在今年打擊中還是有很大的進步，未來的風險可能減少一點了。

27、任正非：我給你推薦三位加拿大“人工智能之父”：蒙特利爾理工大學的約書亞·本吉奧、多倫多大學的杰弗里·辛頓、阿爾伯塔大學的理查德·薩頓。加拿大應該把人工智能作為國家戰略，特魯多總理應該請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喝咖啡，聽他們講講加拿大應該如何定位，把人工智能作為發展戰略。多倫多大學離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很近;溫哥華與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非常近，要思考如何把人才吸引到“人工智能之父”麾下，建立一個龐大的產業群體?他們曾在二十年前就領先了世界，不能“墻內開花墻外紅”。

Nathan VanderKlippe：上次采訪時，您也向我提到了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而且也提到了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優勢。您提這些是因為您對加拿大這個國家感興趣，還是出于華為公司的利益考慮?

任正非：因為我們把個人恩怨和國家發展分開來看。我個人和加拿大有些恩怨，但人類社會是很偉大的，我們要超越個人恩怨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我與這些“人工智能之父”喝過咖啡，我覺得他們非常偉大，建議特魯多總理每三個月能與他們喝一杯咖啡。對于一個人口比較稀少、資源比較豐富、地域比較廣大的國家來說，人工智能是迫切需要的，反而在中國沒有這么迫切，中國人口多，經常有人問我“如果大量的人失業，沒事干怎么辦”這些負面問題;你們正好人少，發展人工智能有極大的積極性。

我們會把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的郵箱發給你，這對加拿大振興有好處。這完全和個人恩怨無關，也與華為無關。因為我不希望這些天才之光被埋沒了。

Nathan VanderKlippe：您跟他們見面時，沒有向他們發出來華為工作的邀請嗎?

任正非：他們在世界這么高的地位，我們這么低的平臺，如果來華為工作，怎么發揮他們的作用?我們愿意給他們的科研提供經費支持，使用美國《拜杜法案》，不占有他們的任何成果，只是完全義務提供經費。只要加拿大政府愿意，我們是可以給他們大筆撥款的。

美國把5G當成原子彈了，5G的來源是什么?十年前土耳其一位Arikan教授發表的一篇數學論文，引發了今天的5G。所以，我誠懇建議特魯多總理請他們三個人喝杯咖啡，對加拿大的戰略格局會有一個沖擊。

Nathan VanderKlippe：真有趣。您認為這個問題與經費有關嗎?特魯多總理跟他們喝咖啡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談談給他們提供更多國家經費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我的意思是，如果您說的是為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提供更多支持，是不是主要指國家經費支持?還是說其他方面的支持?

任正非：不是需要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加拿大把人工智能定位成國家戰略產業以后，這支隊伍會龐大，然后會做出不同的應用來，比如在凍土地區采用無人開礦、無人農場……，它可以發展加拿大經濟。如果他們要錢，我們可以給，不需要加拿大政府給。

關鍵詞： 任正非 消滅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