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舟今年40歲。

時間的痕跡他沒躲過，白發從鬢邊鉆出，低垂的眼角伸出幾絲皺紋。一低頭，下巴上的肉贅到領口。他患了滑膜炎、關節炎和痛風，多數時間都不想動彈。

行李箱里，還裝著他上個月去西安一場產品發布會時穿過的燕尾服。西服袖口起了球，內搭襯衫放久了有些泛灰。那場發布會上他沒有指揮，只是露面站臺。介紹語是慣用的幾句：“曾出訪美國、新加坡等五國三大洲，曾受到不少中央領導接見的天才指揮家。”

事實上，這位上世紀90年代末家喻戶曉的“勵志天才”，已經很久沒有與樂隊配合表演了。更多時候，他一個人站在舞臺中央，聽著伴奏帶里的歌曲，隨意地揮舞雙臂。動作不似從前利落，節奏也慢著幾拍。

“他連譜子都看不懂，不會視唱樂理、協調樂隊。只是根據音樂的節律，憑感覺跟著音樂做動作。”78歲的父親胡厚培說，從始至終，唐氏綜合征患者舟舟都算不上一個指揮家，更談不上天賦奇跡。

二十年過去，舟舟名氣驟降，商業價值不復從前。所在的殘疾人藝術團已經有大半年沒給他發工資了，但胡厚培覺得包吃包住“還過得去”。

對舟舟而言，在藝術團過團體生活的意義已經大于那零星幾場演出的價值。有朋友陪他玩鬧，有爸爸照顧起居，人到中年的胡一舟生活重新達到一種平衡。

只不過，過去的輝煌仍在他潛意識里留下痕跡。他會抱怨現在“無聊”，想回到北京去，那里有樂團、舞臺、燈光與掌聲。

角落里的“寵兒”

立夏后的深圳，刺眼的陽光里飄起又輕又細的雨。

舟舟和爸爸胡厚培落腳的點亮生命殘疾人藝術團在深圳龍崗區低山村，周圍環繞著皮具廠、眼鏡廠、電子廠。去年胡厚培第一次打車從機場到這里，繞城高速一路東行，沒見著深圳的繁華鬧市高樓環宇，花了230塊錢。

在藝術團里，舟舟是“寵兒”——他是被重點介紹的第一人;正對團里大門的宣傳幕布上，他曾經在舞臺上演出的照片被放在正中位置;一張穿西服戴領結的單人照被做成海報，裝裱進玻璃框里釘到了團長辦公室門邊的墻上;民營藝術團包吃包住，給了舟舟和爸爸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單間，兩張雙人床，配有獨立衛生間。

一個月前舟舟過生日，慕名而來的人擠滿了小院。團長肖唐生把生日會安排在排練廳舞臺，有六層大蛋糕和包裝精美的生日禮盒。公益人士、企業家爭相和舟舟合影，把紅包塞在他手里。舟舟平常用的兩部手機、穿的名牌T恤、宿舍里的米面糧油，都是探望者送的。

5月6日下午，藝術團要迎接一撥企業領導視察，匯報演出。聾啞殘疾舞蹈演員們早早上了妝換好演出服。舟舟也比以往午睡醒得早了些，換下平日里的拖鞋，穿上一雙運動鞋。

“舟舟，準備好了就下來。”團里工作人員到房間門口招呼舟舟，舟舟耷拉著眼角瞥了爸爸一眼，慢吞吞地從床邊挪動下地，出了門。“他沒睡好，不高興。”一般對外活動，胡厚培不露面，半躺在小沙發里看電視消磨時間。

舟舟沒有情緒管理的能力，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肖唐生看了出來，一把摟住舟舟的脖子，遞給他一罐飲料，“叭”親了舟舟一口，臉貼著臉逗他開心。

情緒稍微好些，舟舟起身回到二樓自己的房間里，拿起床頭盒子里的電動刮胡刀，在臉頰、脖頸上摩來摩去，往復幾遍后用手摸了摸，他又打開行李箱，翻出另一只刮胡刀，對著柜門上的鏡子仔細地刮著。

這是多年演出上臺養成的習慣，每有他認為的重要場合出席，都要提前刮干凈胡子。

其實，節目單里并沒有舟舟的表演，“他今天不演出”，工作人員在鋪著紅布的觀眾席上擺好每一個桌簽，粉底黑字上打印著即將蒞臨的重要人士的姓名。舟舟也有一個姓名桌簽，被擺在第一排靠近正中的位置，座位緊鄰重要領導。

演員們有的對著鏡子練習舞蹈動作、有的唱歌熱場子、有的整理舞蹈要用的輪椅用具，舟舟一個人沒事做，他趴在舞臺旁邊的設備操控桌上，東看看西瞧瞧。

嘉賓漸漸入席，工作人員發現第一排位子不夠，舟舟的桌簽被拿下，放在了角落。

高朋滿座，開場，舞臺燈光亮起，舟舟站在場邊一角的昏暗里，他輝煌的履歷仍被主持人重點介紹。一個多小時的演出，他時不時揉揉眼睛，半靠在桌子上，或者點開智能手機的界面劃動幾下。

當匯報演出只剩最后領導發言和合影留念兩個環節時，沒有人注意到，舟舟起身，從后門離開。

消失的與留下的

離場后的舟舟，一回房間就打開行李箱，翻出里面的衣物、零食，重新疊整齊了，再以不同的次序放進箱子里。胡厚培很快理解了他的情緒，“他一覺得無聊，就開始整行李。”

20年來，他習慣了自己整理行李，收拾行囊在他的意識里代表著有事可做，是被需要的、充實的。

從1999年到2006年，他出訪五國三大洲，走遍了全國每一個省會城市，被中央領導接見，與施瓦辛格、劉德華同臺。2000年在世界頂級的卡耐基音樂廳，他指揮美國十大交響樂團之一的辛辛那提交響樂團演出，被胡厚培視為是兒子一生的頂峰。

舟舟成為婦孺皆知的人物，被冠以“天才指揮家”名號。鮮花、掌聲、稱贊，在舞臺聚光燈下，像剛剛吹出的七彩泡沫。

邀約紛至沓來，一場給3萬塊錢，主辦方往往準備高質量的食宿行招待，為舟舟配置最好的交響樂團，演出結束后陪著舟舟和胡厚培游玩。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還曾提出，要給舟舟一套北四環的房子居住。“那個房子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接受了就會受制于人，藝術團不太愿意我們私下接演出。”胡厚培說，妻子乳腺癌化療需要費用，舟舟掙來的不少錢補貼了進去。在武漢房價單價2300元的時候，家里買了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購置了汽車。

二十年過去，泡沫破了，只留下些水跡浸染在舟舟的記憶里。

原先飛往各地演出，舟舟經常喝飛機上提供的咖啡，養成了習慣。直到現在，他每天早上與午睡之后也都要喝一杯咖啡。

他曾接受過難以計數的采訪，單中央電視臺的各式欄目都大大小小上了近20個。現在一見到是記者，他下意識地問：“哪個欄目的?”

對于演出，他覺得是件嚴肅的事情。每次在后臺換好衣服做準備時，他都一本正經，不再和人打鬧。有人找他嬉鬧，他一手捂著西服放在肚子上，一手伸出五指閉攏做著“不”的姿勢。

甚至在藝術團里，只要是從北京來的人，他都比旁人更覺得親切一些。同團的李強和舟舟從北京走到深圳，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最輝煌的時候就是那幾年在北京生活演出很多的時候，所以覺得和北京有關的，都好。”

令周圍人惋惜的，是他漸漸喪失了訓練的習慣。舟舟已經很久沒有放著交響樂，練習指揮動作了。到深圳后胡厚培托人從網上買了臺老式的CD、磁帶雙放錄音機，舟舟近乎一個月也不會使用一次。30多盤CD，從約翰施特勞斯、貝多芬交響曲到紅旗頌，全都堆放在床頭，被舟舟每天吃的大桶可樂、雪碧、爆米花、花生圍擋得嚴嚴實實。

“原先他一天會聽7個小時的CD，一章章樂曲全部跟一遍練習動作。現在沒有那個勁頭了。”胡厚培說。

灰色的朦朧里

舟舟的輝煌停在過去，3年前，他與點亮生命殘疾人藝術團簽約。藝術團成立了5年，演員60多人，有聽障人、肢體殘疾人，智障演員只有舟舟一人。

肖唐生承認，舟舟的名氣早已不如從前——高峰時曾每年演出168場，現在已銳減至不足10場。這十多年，舟舟和大舞臺、交響樂隊漸行漸遠，曝光度驟降，甚至被人遺忘。

回頭看，2006年是一個拐點，胡厚培帶著舟舟離開了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之后境遇每況愈下。當時的決定，胡厚培說不后悔，“團里沒有交響樂隊，他演出機會也漸漸少了，無所事事，不如出來。”

在武漢，曾有人開出4.8萬的月薪，成立“舟舟交響樂團。”但一年后，由于經營問題中止。2008年，胡厚培決定自己接過來干，一直堅持到2013年舟舟走穴收入銳減，樂團入不敷出為止。

之后，舟舟輾轉去了北京一家民營殘疾人樂團。在那里，他和四五個人擠在一間屋子里睡覺。請一個交響樂隊少則3萬，樂團有時讓民樂團代替，有時甚至不請樂隊，讓舟舟伴著CD音樂對著空氣表演指揮，有時還客串些小品里的小角色。

“天才指揮家”變成了只要露個臉站站臺即可的“過氣名人”。

關于舟舟指揮能力的質疑隨之而來，胡厚培最先在媒體面前承認兒子不是“天才指揮”。

“我說或不說，人們對于舟舟的認識是遲早會來的，這才是舟舟的本來面目。把他身上那層魔幻撕下來，我覺得有這個必要。”

胡厚培年輕時在武漢歌舞劇院擔任低音提琴手，知道舟舟只是根據音樂的節律，憑感覺跟著音樂做動作。“指揮的知識領域、專業技能要求非常高。他連譜子都看不懂，不會視唱樂理、協調樂隊，根本不算是指揮。”

“真的沒有人問舟舟是不是指揮家的問題，大家只聽感人故事，我沒有機會講，去破壞那個氛圍。”胡厚培陪著舟舟，做了很久勵志符號。

但胡厚培覺得，舟舟能走到今天，得承認他確實有非常好的音樂感，加上他每天聽交響樂練習指揮動作，像拿手的《瑤族舞曲》、《德九第四樂章》、《卡門》等曲子，80%-90%的動作可以跟上節拍流暢做完。

4年前，在湖南的一場文藝演出中，董鏘(化名)所在的樂隊與舟舟合作了一場表演。“《瑤族舞曲》、《匈牙利五號》、《拉德斯基》、《卡門序曲》這幾首曲子我們都可以不用指揮演奏完，為了保險不出問題，定好等舟舟來指揮的時候，結尾聽定音鼓的五拍收。”沒想到，舟舟會起拍、收拍，過程中打拍子“挑不出太大毛病”。

一首曲子樂隊缺了一個巴松，舟舟能注意到，曲子某處樂隊沒有隨著他的處理走，他會停下來讓大家按著他的來。“舟舟肯定是不具備指揮的條件，但能看出來，他對樂團的一些東西還是有一定了解的。”

如果說能否指揮是一項非黑即白的論斷，那舟舟和音樂的關系，則更多處在中間灰色的朦朧里。全部否認他對音樂的理解，似乎也不太公平。

回歸平寂

唐氏綜合征患者胡一舟只有30左右的智商，他不會用語言跟身邊人交流自己的情感，遇到不熟的來客，一句話都不回應。

現在的胡一舟快樂嗎?

有時，他會在房間里呆坐幾個小時，一聲不吭。日子久了，和爸爸抱怨一句：“無聊”。遇上活動，他不再像從前很積極地幫忙問有沒有事情可做。“你看過他前些年臉上的神態，就知道他現在沒有那些興致了。”好友李強回憶起，舟舟不適應深圳的暑熱，去年夏天，他一連幾天不想踏出房門一步，看到李強，說了一句“我想回北京。”

網絡流傳著一段舟舟上個月在廣州白云一場慈善晚會上的壓軸表演，舟舟一個人站在舞臺中間，聽著伴奏帶播放的《歌唱祖國》，揮舞手里的指揮棒表演。很明顯，他的動作跟不上節拍，右手無力地撥動，左手時不時擦擦眼睛。不到一分鐘的指揮時間里，他時而環顧四周，時而低頭看看褲腳。現場工作人員見狀趕忙讓其他演員提前上場謝幕。

舟舟的指揮棒落下了。

“雖然智力達不到，但他也有思維，那些過去的輝煌他真的很難忘記。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以前的那個時代和現在的這個樣子，但回不去了。”采訪中，胡厚培多次發問，到底是什么原因讓舟舟的處境一落千丈?

有的矛頭指向胡厚培，認為他領著舟舟走穴接活兒過度消費，失去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平臺;也有觀點認為，舟舟的故事不過是被夸張塑造出來的一場荒誕。當接受信息與發表意見的渠道越來越多，胡一舟失去市場是必然的事情。

這些紛擾，都傳不到舟舟心里。唐氏綜合征，反倒讓二十年來名利的裹挾、境遇的輾轉、人情冷暖的沖擊降到了最小值。

平日里胡一舟是個“肉食動物”，不愛吃蔬菜。78歲的胡厚培擔心食堂飯菜不合他口味，每兩天就會給他燉一次排骨或清蒸一條鱸魚。為了早餐能變著花樣做，他拿著老年卡坐3站地公交，買燒麥換口味。

舟舟有時很自卑，陌生人給他食物，他反倒會生自己的氣，認為不熟的人的東西不能拿。每晚定點看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稍微耽擱一次就覺得遺憾。

藝術團里的伙伴出車禍了，他兜里揣著攢了很久的1200元零花錢去看望。“在醫院大廳看到他在那里轉悠，我們都嚇了一跳。原來他自己招手打車去的，我們問他怎么給的車費，他就一張一張的把錢抽出來讓司機挑。”同團的小黎說，舟舟最愛和藝術團里另一位智力障礙的團友玩兒，兩個人坐一起，一個人問一句，三五分鐘后另一個人再回答一句，可以聊一下午。

胡一舟最愛的食物是家鄉武漢的面窩，一頓連吃好幾個不停。有時，胡厚培覺得深圳吃住條件不好，問他要不要回武漢?“不回!”自打母親12年前去世，武漢家里唯一的妹妹也嫁人生子，有了自己的日子。

胡一舟喜歡留在殘疾人團體里生活，在這兒他不怎么自卑，也活得熱鬧。他經常湊到別的伙伴的宿舍里，看視頻、玩消消樂、微信跳一跳上了1000多分，不到半個月手機流量花了400塊錢。

舟舟剛出生時，胡厚培已經把自己當做《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般的悲劇人物，“有個這樣的兒子，過得再差我也要陪他照顧好他。”他也沒想過舟舟能有之后的風光無限，哪怕如今風光不再，胡厚培覺得，夠了。

不久前，胡厚培咳嗽加重，舟舟等他咳完以后，對他說：“爸你抽煙多了，控制一下。”胡厚培感到驚訝又溫暖，他沒想到這樣的話能從舟舟口中說出來。

團里的伙伴都覺得胡叔叔對舟舟太嚴厲了，連早上起床后先刷牙后喝咖啡的次序，都要糾正舟舟。

“現在能讓他養成習慣自理的事情，就現在多要求些。我今年78歲了，還有糖尿病，每天打胰島素。就算能活到80多，也就四五年的時間可以照顧舟舟了。我走了以后，他怎么辦?他還能走多遠?”這是胡厚培最常考慮的事情，他擔心留舟舟一人，“身世浮沉雨打萍”。

空氣愈發沉悶，夕陽燦金的余暉被黑壓壓的積雨云遮蓋，倏忽間深圳滿城風雨。舟舟最怕的暑熱天，又快到了。

關鍵詞： 指揮家周周 中年